南京，將近二十萬冤魂在痛苦中淒厲地哀嚎著，殘垣敗瓦間，隨地可見中國軍民的屍首。這場慘烈的大屠殺還是發生了，中日兩國也最終結下了永世不可化解的仇恨，這是屈辱與憤怒的種子。
在未來的兩百年裡，主宰著整個亞太區的動盪與殺戮。
潰敗的軍隊和麻木的亂民，被全部殘忍的殺死，還沒來得及帶走的財富與物資，全都被日軍收繳。
南京保衛戰是一次遭到慘重損失並且非常失敗的戰役，其教訓是深刻的。
首先南京保衛戰在戰略上完全沒有必要，這時中國**軍的大部分將領也反對死守南京。死守南京的計劃是唐生智打出愛國主義旗號的“極左”路線的產物，而與此同時，唐生智此人也是說得出做不到的軟蛋。
保衛南京的目的不是為了打贏戰爭，而僅僅是為了保衛和塑造“愛國者”的面子。更為可怕的是一旦有人提出這樣“極左”的愛國口號，沒有人能夠或願意出來阻止，因為大家都怕承擔賣國或漢殲的罪名。
身為一軍主帥的姜瑞元之所以不肯不戰而放棄南京也是害怕承擔 “賣國”的罪名。但以幾十萬人的生命為代價來塑造“愛國”的形象，實在是太過殘酷的交易。
然而令人震驚的還是**黨官僚的腐敗程度
唐生智在公共場合上信誓旦旦的宣佈要與南京共存亡，並銷燬一切船隻，斷絕了南京軍民的所有退路。
但暗地裡卻為他自己準備了逃跑用的船隻，並在關鍵的時候帶頭逃跑。對於唐生智的撤退命令，外界有兩種說法。
一種說法是唐生智自己下的撤退命令，另一種說法是姜瑞元向唐生智發出 “若不能堅持可以撤退”的命令。但不管怎麼說，唐生智都付有無法逃避的責任。
軍隊司令在下達撤退命令時，一定要說明向哪個方向撤退、以什麼方式撤退、誰先退誰後退、誰來斷後掩護，這是司令官的起碼責任。
絕不能說一聲“撤退”，就扔下軍隊不管自己首先逃跑。如果唐生智能夠少貪生怕死一些，指揮南京的軍隊有組織地撤退，絕不會死那麼多人。抗日戰爭中，象唐生智這樣口頭上最英勇無畏，實際上最貪生怕死的腐敗官僚，絕對不是少數。
這一場悲劇，本不應該發生，但可惜這是宿命的交集，中國和日本，都不約而同的在這件事情上犯下了嚴重的決策錯誤。
19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後，姜瑞元決定在上海開闢新的戰場，使中日戰爭成為全面持久的戰爭來拖垮日本。
197年8月11日，姜瑞元將他最精銳的、由德國將軍親自訓練的全德式裝備的三個師：三十六師、八十七師和八十八師投入上海，主動向在上海租界的日軍進攻，使中日戰爭變成了真正的全面戰爭。
隨後姜瑞元向上海投入了70萬大軍，迫使日本向上海派出了以松井石根大將為司令的0萬人的上海派遣軍來與中國軍隊抗衡。
上海戰役中日軍的傷亡多達5萬餘人，中國軍隊的傷亡也多達7萬餘人。為了開啟上海戰線的膠著局面，日軍又派出以柳川平助中將為司令的10萬人的第十軍在杭州灣登陸夾擊中國軍隊。
197年11月5日第十軍在杭州灣登陸後，使中國軍隊面臨背腹受敵的局面而被迫撤退。197年11月9 日，上海失陷。
上海陷落後，距離上海00多公裡的首都南京直接處於日軍的威脅之下。上海失陷兩天後的，姜瑞元召集各路將領商討保衛南京的問題。
在該會議上，何應欽、李濟深、白崇禧等大部分將領都主張放棄南京。因為上海和南京之間一路都是平原，無險可守。
而且中國**軍部隊的主力在上海戰役中死傷消耗甚大，戰鬥力的恢復需要相當時間。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對日作戰戰略是持久戰，並不在於爭奪個別城池的得失。姜瑞元的德國軍事顧問也主張放棄南京，不作“無謂的犧牲”。…,
可是這時唐生智卻站出來激昂地說：“南京不僅是我國的首都，而且是國父之陵所在地。如果我們不戰就放棄南京，怎麼對得起國父的在天之靈？如果沒有人願意守衛南京，我願意與南京共存亡。”
唐生智本是湖南軍閥，在過去曾二次參加倒姜運動。到197年，唐生智在**政府中已僅僅是一個坐冷板凳的名譽官員。這次唐生智出來主動請戰，也是出於一種企圖恢復軍權的功名心。
唐生智這樣激昂的愛國主義發言和決心，使其它將領都失去了反駁的勇氣。姜瑞元當即任命唐生智為南京城防司令，負責南京保衛戰。
從內心來講，姜瑞元也是主張放棄南京的，因為即使日軍佔領南京，在戰略上也沒有任何實質意義。
但由於9?18事變以來，姜瑞元一直被貼上不抵抗的“恐日病” 標籤，他害怕下令不戰而放棄南京，又會被社會輿論和他的政敵指責為投降和賣國。所以其希望在南京進行一下象徵性的短期抵抗，以應付社會輿論。
但唐生智的充滿愛國激情的死守南京建議，在道義上盡佔上風，使姜瑞元最終不得不同意唐生智的死守南京作戰計劃。死守南京的作戰計劃造成了後來南京軍民的重大傷亡，是南京大屠殺的契機。
與**政府不願防守南京的目的一樣，這時的日本政府同樣沒有發動進攻南京的計劃，日本政府和軍部本來準備讓在經歷了 個月艱苦作戰和巨大損失的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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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未完待續）